周世俭：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

　　张汉林：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

　　何茂春：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

　　吕博：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副主任

　　就中国如何在200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段，应对入世后过渡期种种挑战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大舞台，近日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邀请了四位嘉宾进行探讨。产业竞争力在开放的压力中提高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尽管同样是后过渡期，但2006年和2005年相比，形势有很大变化。在2006年，面临很多后过渡期的挑战，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新的形势？

　　周世俭：进入2006年，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上有几个行业要进一步开放，首先是金融行业，银行、保险、证券，其次是电信产业、信息产业和批发与零售。

　　我认为开放会促进我们国内行业的发展。在销售权的问题上，关键是要抓住批发权。比如钢铁、有色金属、粮食、石化这些批发业容易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。而一般的商场这种销售对经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

　　我对电信产业是有意见的，电信产业得益于垄断，造成电话费居高不下。有人告诉我，国内长途成本只有7分钱,但是国内长途的标价是7毛钱。这是很不合理的。

　　所以我认为开放首先造福于广大消费者，对于这些行业来讲，引入竞争机制，对他们的发展也是好事。

　　张汉林：最近几年，入世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制度性产业竞争力的提高，开始出现一种放大效应，这点可能是最初我们在分析入世利益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好。但同时我们入世以后的确面临很多挑战。我们轻工业改革开放以后，竞争力已经表现得很强了，但是我们的重化工业竞争力表现相对比较弱。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现在贸易形势或者宏观经济的形势好转，就回避存在的问题。

　　比如汽车业，中国汽车工业应该算一笔账，就是每销售一辆车获得的利润，中方到底获得多少，中方的成本构成是多少，我们倒希望有几个中外合资公司详细地公布他们的财务报表，让我们看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，包括那么多年的保护，到底是谁受益了，是中国的消费者老百姓，是生产商，还是产业？为什么汽车工业作为一个高度资本、技术密集型的产业，但在中国却变成一个市场集中程度很低，拥有众多的整车厂、零部件生产厂，说起来都让人觉得好笑，但却是世界第四大生产国。

　　吕博：开放只能是促进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。这一点目前从理念上阻力实际上相对要小多了，因为毕竟我们开放这么多年，而且入世好几年了。

　　中国这两年外贸增长很快，出口本身也不是说中国一家受益，我们产品廉价，国外的消费者受益；同样，外资进来以后服务领域扩大，在服务领域中国的消费者同样受益。我们的开放并不是以牺牲我们的产业为代价，而是更能促进我们产业的健康发展，促进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。制度竞争力挑战政府管理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从政府的层面来说，在2006年，要面对新的形势，处理新的问题。WTO就其实质来说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是制度上的冲击。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出哪些变化来应对呢？

　　何茂春：中国入世已经四年多了。在入世后过渡期，中国在市场方面的挑战并不特别大。最大的挑战来自理念和法规，自由贸易要求的不光是贸易上的自由，还要求经济体制的自由。表面上看是产品的竞争力、技术的竞争力，背后恰恰是制度某些方面的竞争力的表现。

　　实际上，我们担心的不是产品，甚至不是服务，担心的就是整个政府管理的问题，还有全社会的法制水平，综合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这方面的问题。

　　张汉林：的确是这样，入世以来，我们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对政府管理的挑战，我们现在的贸易摩擦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我们政府管理体制的弱点。比如农产品贸易，我们很少有专业的行业协会走在贸易摩擦的第一线，我们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往往是政府官员走到最前面，这不是国外的基本做法。部长是政治家，一旦政治家走到了第一线，最后这个问题要想把贸易问题不政治化也很难。

　　就管理来说，比如知识产权，我们知识产权的执法机构算起来也不算少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商标局、专利局、知识产权局，也不算少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学国外，为什么不能集中在一起搞一个知识产权部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需要做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。

入世是一个深刻的制度变革，尤其需要我们综合性的分析、评估宏观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模式的变革，实现这种未来的挑战，我们实际上应该能够做得到。

　　何茂春：政府迎接入世挑战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作为，一个是不作为。政府有作为的地方，就是开放中介组织，提高真正的政府服务水平，提高决策的透明度，提高经济民主水平。政府还要讨论一下制度规则问题，我们现在不乏规则，只是制定规则的规则还没有制定好，这是政府应当做的。

　　其次是政府不应该做的，政府不要随意修订规则，不可以随意干预经济，不可以随意协调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，应当有一定政府管制上的自由和放开。外贸竞争力：不光做大，更要做强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统计数字表明，中国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。怎样能够在保持中国外贸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，尽量避免贸易摩擦呢？

　　吕博：我国2005年的贸易顺差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了，这种格局显然会引起很多摩擦。现在我们是不是为了避免这个摩擦少出口一点呢？显然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以前的产能不断释放，这种释放国内消化不了，只能出口。

　　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，那我们只能通过增加进口，在出口产品和产业方面做一些调整。也就是说那些高耗能的、高污染的适当地有一些限制，而且技术含量、出口品种需要加强。

　　张汉林：中国现在要好好地研究资源性产品、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限制和最终过渡到禁止资源性出口的问题。比如说焦炭、煤炭、有色金属等。

　　在整个外贸高速增长的背后，要考虑外贸的经济效益，既要考虑外贸的宏观经济效益，也要考虑微观的经济效益。同时也要好好地分析一下，在整个外贸发展中，每个产业链条上不同的受益者到底是谁，我们现在需要比较客观、比较准确的数字分析。

　　比如说纺织业，纺织业最后和最大的实际受益者是谁，是终端的零售商还是出口商，还是所谓的纺织企业的生产商，还是纺织工人，还是原材料的生产商？我们需要越来越多地算外贸的细账。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大量需要的是国外资源、大量的中间产品，这使得外贸顺差很难解决。我们贸易结构的特点已经注定了加工贸易是顺差。

　　周世俭：我有几个看法澄清一下，一个看法是最近的贸易摩擦风波是由于我们的贸易顺差，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导。中国的贸易摩擦增多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事情,但是21世纪以来,我国的贸易顺差都是在二三百亿美元， 2004年是321亿美元，2005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。世界上哪些国家贸易顺差多呢？德国第一，德国每年的贸易顺差超过1500亿美元，日本每年都在七八百亿美元的顺差，俄罗斯五六百亿美元的顺差，就是沙特阿拉伯，每年也是四五百亿美元的顺差，它们加起来绝对大于我们。

　　可以这样说，我们即使出现逆差，也很难减少贸易摩擦，问题在于我们的出口产品售价偏低，而且我们有一个特点，一个产品销售比较好，就蜂拥而上，最后却被搞垮，这就是管理体制的问题了。所以不能从表面看，好像中国有1000亿美元的顺差就是多大错误似的，实际上是本末倒置。